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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图卢斯与英美现代主义诗篇

作者:灵石    文章来历:网摘    更新时刻:2011-12-16
在古罗马的经典诗人中,卡图卢斯如同与咱们的年代有特其他缘分。一位评论者曾说:“卡图卢斯的诗里有某种‘现代’的东西,维吉尔却不能给咱们这种感觉。”[1] 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将卡图卢斯等人称为“新诗人”(neoteroi)虽是出于小看,却无意中点明晰这位诗人最重要的特征。“新”在古罗马的语境中常意味着政权和准则的更迭,而卡图卢斯否定史诗传统推重个人化诗篇、小看体裁而注重技艺的诗观确实引发了拉丁语诗篇的一次改造[2],奥古斯都时期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普洛佩提乌斯、提布卢斯等大师都受惠于他。千年之后,他重见天日的手稿协助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诗人创立了一种洋溢着俗世精力的抒情诗。在现代主义诗篇的萌发和发展期,英美诗坛的很多领袖人物又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他。
 
卡图卢斯之所以对现代主义诗人有特其他吸引力,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其诗学的前瞻性:在教化传统占控制方位的年代,他竭力着重诗艺的重要性,推重简明、精粹、健康的诗风[3]。二是其著作的杂乱性:他的诗篇主题、技法和视角变化无常,充溢张力、悖论与对立,致使对他截然相反的点评都能在其著作中找到佐证。三是其著作的示范性:小说家班韦尔称,其他作家能够从卡图卢斯的著作中学到技艺,由于他常常将“艺术生成和转化的进程”直接在诗篇里呈现出来,而将技艺彻底掩藏起来的维吉尔却让人一无所得[4]。四是他远离政治、寄情诗酒的波希米亚日子办法:诗人麦柯尼斯在《自由派诗人墓志铭》里将他描绘成独立艺术家的标志,年青的卡图卢斯倒下了,为那些“生下来就已老朽的家伙”留出空间,他们更会随遇而安,“乃至不懂得妒忌他狂放的日子和诗篇”[5]。
 
    现代主义诗篇的魂灵人物庞德从卡图卢斯的著作中提炼出了自己的前锋诗学。他一向以为卡图卢斯的著作是最完美的诗篇:“希腊人寻遍他们的诗人,或许也找不出一位足以超越他们的学徒卡图卢斯”[6];“卡图卢斯、普洛佩提乌斯、贺拉斯和奥维德是要害人物,特别是卡图卢斯”[7]。卡图卢斯深受亚历山大诗人卡里马科斯影响,信任博学是诗人的必备本质,这与酷爱古典文明的庞德不约而同。在《那艘小艇》(“Phasellus Ille”)中,庞德经过仿写卡图卢斯表达了自己的精英主义美学。诗的标题来自卡图卢斯《歌集》(Carmina)第4首,最初的两行明显也暗射那首诗:“朋友们,你们看见的这个纸糊小人 / 说它是世上最出色的修改……”[8] 庞德在这儿明显表达了他对爱好陈旧的文学修改们的鄙视,“纸糊小人”和“它”都将挖苦的目标物化了。但他运用这个典故还别有深意,比起卡图卢斯的爱情诗来,知道这首小艇诗的人很少,庞德正是借此向读者展现用典的力气与限制。典故的力气在于接通文学传统,激活言语的前史,但是关于缺少学问的读者,用典仅仅“对牛鼓簧”。他要对立的恰恰是基督教传统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和中产阶级平凡的审美需求,他以为前锋诗篇负有保存文明传统的使命。《歌集》第4首自身就体现了庞德的美学寻求,卡图卢斯的眼光没有限制于罗马,没有屈服于以品德名义摧残学问的尘俗,诗中的很多典故标明,他对萨福等人代表的古希腊传统怀有深深的敬意。庞德与卡图卢斯的情绪一起,他终身都企图在自己的诗篇中交融人类古代的文明,晚年的《诗章》(Cantos)更代表了他空前绝后的尽力。
 
庞德的意象主义理论(Imagism)相同受到了卡图卢斯的启示。他发现卡图卢斯的诗印证了自己的建议:“直接处理所体现之‘物’,不管它是片面的仍是客观的。”[9]他进一步分析说,“兰波的意象很洁净,没有负担词语的羁绊,要找到这种体现的直接性,咱们有必要回到卡图卢斯。”[10]古典诗篇的一个通病是沿用传统的程式化元素太多,卡图卢斯的诗篇却摒弃了这些没有体现力的元素,因而取得了艺术的纯度和硬度。当庞德认识到意象主义的限制,转向更着重能量与生机的漩涡主义(Vorticism)时,卡图卢斯仍然指引着他。庞德以为,卡图卢斯的著作具有一种特其他艺术力气,他称之为intensity或virtù。他说,“任何艺术著作能长存,是靠这种virtù;咱们能具有一位卡图卢斯和一位维庸,也是靠这种virtù。”[11]卡图卢斯的诗篇之所以具有这种特质,是由于他在创造进程中一向将全部无助于完成艺术意图的元素排挤在外,力求保存艺术激动固化为言语之前的那种原始能量。《歌集》第63首特别由于“严重的力气和剧烈震动的情感”在古典文学中别出心裁[12]。
 
卡图卢斯不只仅庞德的诗学源头之一,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诗篇创造。1916年出书的诗集《赎罪礼》(Lustra)承继了卡图卢斯高度个人化的路数,正如其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家所说,“他如同把卡图卢斯当作了自己的范本。”[13]在他的长诗《诗章》第5章和第6章中,他所宠爱的《歌集》第61首也被屡次引证。《歌集》第61首是卡图卢斯的一首婚歌,文艺复兴时期简直全部的婚歌都奉它为圭臬。庞德痴迷于这首诗的乐律和意象,在自己的著作中加入了一些卡图卢斯的元素,例如呼喊婚神许门的吟唱、新娘的姓名和她的婚鞋以及原诗提及的礼仪风俗[14]。《诗章》的全体规划或许也留下了卡图卢斯的印记。庞德引进很多古代故事、文本,将其统摄于一个现代的精力结构内,在《歌集》第64首中已有先例。在短短的400余行诗中,卡图卢斯浓缩了古希腊、泛希腊和古罗马三大传统千余年间的很多文本,但是驾御这些文本的却是一种迥异于古典传统的道德和前史认识。
 
与庞德比较,叶芝的神殿中卡图卢斯的方位并不太显眼,但是在他风格演化的要害期,卡图卢斯却协助他面貌一新。叶芝早年的著作笼罩着神话和梦境的颜色,尽管美丽,却不行明显,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找到直面现代物欲国际和精力窘境的言语和切入办法。19世纪90年代,塞蒙斯翻译的卡图卢斯著作和推介的法国标志派诗篇为叶芝解开了困惑[15]。他对塞蒙斯的作业充溢感谢:“多亏了他,我的思维才变得愈加丰厚、明晰;他给我朗读卡图卢斯、魏尔伦和马拉美的著作,让我在创造和理论方面获益良多……”[16] 卡图卢斯和法国标志派的诗人构成了与影响前期叶芝的浪漫主义传统相对的一极。卡图卢斯的言语直接、简练、尖利,他和波德莱尔相同是典型的城市诗人,描绘日常日子的方方面面他都挥洒自如,不管是个人的爱情、友谊、亲情,仍是罗马城的俗世图景——政客、寄食者、小偷、妓女、皮条客。即便在深陷情网的时分,他也能以反讽的修辞和精准的意象防止自己的著作坠入滥情的泥潭。从卡图卢斯这儿,叶芝发现了战胜前期诗作缺陷的办法。《一件外套》(“A Coat”)反映了他对诗篇新的领会,他要扔掉绣满“陈旧神话”的外套,“由于赤裸行走/ 需求更大的勇气”[17]。这与卡图卢斯的建议是一起的。
 
对叶芝而言,卡图卢斯标志着现代主义所了解的古典传统。“对国际文明的乡愁”[18]是许多现代主义诗人的一起特征,庞德、艾略特、H. D.和曼德尔施塔姆都是很好的比如。曼德尔施塔姆在《词与文明》中的论说最具归纳性:“诗篇是翻耕时刻的犁,好让时刻的深层——黑色的泥土——回到顶层……咱们常听人说:那东西或许不错,但它归于昨日。但是我说:昨日还没诞生呢。它还没有发生。”[19]古典著作不是软禁在前史中的化石,而是活生生的回忆,能够不断地启示子孙诗人更新文学传统。关于现代主义诗人而言,古典不是停留在曩昔,古典就在当下,而且指向未来。叶芝在《学究们》(“The Scholars”)这首诗里,否定了对待古典传统的死板情绪。“年迈、博学、拘谨的秃头们”早已忘掉自己芳华时的热心,也忘掉了他们所编注、研讨的著作不是与日子毫无相关的故纸堆,而是古代诗人的芳华热心之作。这种斩断了艺术与日子血肉联络的学术是陈旧的,毫无创造力的。第二节中叶芝连用了四个all来表达这种令人窒息的整齐划一。这样的学究明显无力承当保存传统的使命,更不能为文学的更新供给任何新鲜的资源。在著作的结束,诗人问道:“主啊,他们会说些什么 / 假如卡图卢斯也这么过?”[20]卡图卢斯代表了充溢日子热心的年青艺术家,他们眼中的诗篇不是凝结在册页中的文字,而是从骨髓和血液中流出的带着生命的东西。回来传统意味着在幻想中激活古典著作创造之初与日子国际的相关,并以艺术的敏锐直觉捕捉到这些著作关于现代人类的含义。
 
    假如说卡图卢斯启示叶芝应该怎么面对国际,面对日常日子,弗罗斯特则从这位古罗马诗人的著作里学会了怎么面对心里,面对创意与阅历。对卡图卢斯的酷爱贯穿弗罗斯特的终身,卡图卢斯的诗集常常放在他的床边,他在诗文中重复提及这位诗人,诗集《旧话重提》(Aforesaid)的题记也来自卡图卢斯《歌集》第1首的最终一行——“期望一个代代今后,它仍然留驻。”[21] 卡图卢斯的两个提法协助弗罗斯特了解了诗篇的精华:一个是“心之思”(mens animi),出自《歌集》第65首;一个是“某种东西”(aliquid),出自《歌集》第1首。mens animi的搭配在拉丁语中很独特,由于animus(animi是其属格)相似的spirit,指人心的灵性一面,mens相似于的mind,指人心的理性一面,所以弗罗斯特将它译成“心之思”(thoughts of the heart)。弗罗斯特以为,卡图卢斯的这个提法抓住了诗篇之思不同于哲学之思的要害特质:“一首诗便是在其拂晓之时被捕获的一个鲜活的意念;这种福分无法强行取得”[22];“诗像许多英国姓氏相同,带着连字符,它是一种被思维-感觉到的东西……”[23] 用“拂晓之时”(in the act of dawning)来阐释“心之思”真是弗罗斯特的神来之笔,一流诗人需求在创意涌出的瞬间小心谨慎地捕捉那种既非感觉也非思维,而是闪烁着思维灵光却又散发着感觉活气的东西,并将其转化成适宜的言语和意象。这种说法比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更挨近创造的实在情境,由于“客观对应物”预设了某种在创造之先已然成型的“片面意念”,而这种“意念”诗人常常是在进入创造进程之后才感觉到的。
 
在《歌集》第一首中,卡图卢斯以一种令人惊奇的办法来描绘自己的诗集,他用了三个同一序列的词:aliquid(“某种东西”)、quidquid(“不管是什么”)和qualecumque(“不管怎么样”)。这三个词的一起特点是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卡图卢斯一向拒必定自己这些改造性的著作命名,由于命名即描绘,描绘即限制,“名可名,十分名”,他让自己停留在命名的边际,把命名和描绘的使命留给了读者。弗罗斯特于此发现了现代主义诗篇的奥妙,aliquid或许其对应的something(“某种东西”)成了他的座右铭。咱们乃至能够戏谑地说,弗罗斯特是一位书写something的诗人,这种戏谑并非夸大,不只由于something重复呈现在他的著作中,更由于他的简直全部著作都让读者感觉到某种深层含义的存在却难以清晰描绘——一向是一个无法命名的something。他的著作极端奇妙地停留在单层叙说和双层叙说之间:假如只注重表层,读者会感觉遗漏了许多元素;但假如固执于寻觅深层结构,读者又会有过度阐释的疑虑。以《白桦树》(“Birches”)为例,表层描绘的是乡下孩子的一种游戏,但某些遣词无疑会让读者发生诗学、哲学、宗教的联想,但当咱们循着这些头绪,尽力寻觅某种一以贯之的观念时,却会发现总有一些元素在顽强抵抗咱们的阐释。最终的成果是,咱们“感觉”其中有丰厚的“思维”,却无法令人信服地表述出来。这样的成果恰恰是弗罗斯特所期望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总能按捺住传统诗人的“先知激动”,总是回绝给出对国际的清晰阐释,以一种内敛的办法坚持人生阅历的杂乱性和包容性,不把它简约为哲学或道德的概念。“某种东西”既标明晰人类了解力的限制性,也意味着不断拓宽的阅历视界,既必定着什么,也限制着什么;它是一种隐喻,对应着咱们在无知与知、无价值与价值、无含义与含义之间斡旋的艰苦。
 
从“某种东西”的视点看,咱们也更简单了解弗罗斯特诗篇的两个风格特征。一是白话化,不只他的叙事诗很多采用了新英格兰的白话,即便在形而上的玄思中,他也偏心白话。与书面语不同,白话由于其自发性、现场性,裂隙、空白、对立、含糊之处更多,但由于语境和说话两头的互动,语义的延宕和分散受到了按捺;但是,当诗人把这些口头的表达搬迁到精心安置的诗篇情境中,原本的按捺要素便消失了,不确定性也便显现出来。另一个特征是弗罗斯特对声响的注重。他在说明他的闻名概念“声响的含义”(sense of sound)时说,“要想了解‘声响的含义’这个抽象概念,最好的比如是从门后传来的听不清内容的说话声……”[24] 也便是说,“声响的含义”不是词语所传达的概念和思维,而是咱们经过语调、口气和节奏所感觉和揣测到的“某种东西”。正如在创造进程中,弗罗斯特期望能保存“心之思”,保存感觉和意念混沌未分的状况;在阅览进程中,弗罗斯特也期望自己的诗篇能引导读者脱节概念化的了解形式,沉潜到著作的情境中,回到阅历的奥秘悬搁状况中,去细心领会、领会日子,而不是在通明的理性状况对人生下断语。
 
史蒂文斯对“某种东西”的了解不同于弗罗斯特,他从这个词里边读出了卡图卢斯诗篇的改造性。在他看来,卡图卢斯之所以用“某种东西”来描述自己的著作,是由于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爱好,无法包容于旧有的传统。作为一首题献诗,《歌集》第1首不能不对题献的目标——其时闻名的作家涅波斯——有所阿谀,但是卡图卢斯的遣词却标明晰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观:长辈涅波斯坚持的是罗马文学传统的史诗道路,体裁庞大严厉,卡图卢斯却满足于写无聊小事(nugas);前者企图用三卷书包括国际前史,后者却只贡献了一本“心爱的小书”(lepidum…libellum)。在《废物堆上的男人》(“The Man on the Dump”)这首诗里,史蒂文斯明显站在卡图卢斯一边,他把涅波斯描绘为“喘着粗气”(puff),技艺有所不逮的旧文学代表。史蒂文斯终身都在着重幻想力的重要,但他认识到对幻想力最大的要挟恰恰来自长辈诗人的幻想力,因而叛变传统是现代主义诗人的必然选择。他用废物堆的意象暗指文学传统:“咱们感觉到净化的效果。咱们 / 回绝废物。// 那是月亮爬上来的时刻 / 伴着巴松管的呢喃。那是 / 咱们看着褐灰色轮胎的时刻。 / 全部都已脱落;月亮作为月亮升起来 / (它的全部形象都在废物堆里)你看见 / 你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人的形象)看见 / 月亮呈现在空荡荡的苍穹。”[25] 史蒂文斯提示咱们,当咱们以为自己在看月亮时,咱们真实看见的其实是曩昔诗人所描绘的月亮形象的某种组合。只要当咱们把这些形象当作废物摒弃时,才干在一片清洗了曩昔鬼魂的“空荡荡的苍穹”里看见“月亮作为月亮升起来”。
 
 
但史蒂文斯也认识到,对传统的叛变或回绝是有极限的,是一种战略,而不是意图,由于只要知道什么是废物,才干知道什么不是,只要了解曩昔的月亮意象,才干脱落附着在月亮之上的东西,然后见到作为月亮的月亮。而且归根到底,什么是独创性?这首诗的结束说:“谁第一个听到真理,/ 真理自身?”[26] “真理自身”的译法难以再现原文(The the)的杂乱意蕴。史蒂文斯前无古人地将定冠词叠用,然后使第二个定冠词变成了名词。悖论在于,定冠词确实定性、唯一性仍不能彻底消除“某种东西”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那种原初真理之所以无法命名,正是由于它无法被咱们真实掌握,乃至很可能仅仅语法形成的幻象。“原初”的概念自身或许也仅仅幻想,由于阅历告知咱们,前人之前还有前人,阐释之前还有阐释,传统之前还有传统。这一点卡图卢斯是很清楚的,他的改造认识丝毫不阻碍他吸收古希腊、泛希腊和古罗马三大传统的养分。
 
史蒂文斯反传统的重要一面是反崇高,卡图卢斯也是如此。史蒂文斯在一篇文章中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崇高(nobility)更不达时宜的……打量它,咱们会激烈地认识到,在当今的年代,面对这样的实际,曩昔看起来是假的,因而是死的,因而是丑的。”[27]所以,史蒂文斯尽管和浪漫主义传统相同推重幻想力的,他所说的幻想力却不是理想化的,而是祛魅式的,不是以人为中心去人化天然,而是康复天然被人类认识歪曲之前的澄明状况:“你有必要从头成为一个无知的人 / 从头用无知的眼睛看太阳 / 在它的概念里清楚地看到它。”[28]卡图卢斯的著作也有这种祛魅的力气,他不只展现了罗马昌盛图景之下的蜕化实际,而且消解了源源不绝的神话和史诗传统,提醒了人道贯穿古今的悲惨剧。
 
卡明斯这位更急进的反崇高者相同汲取了卡图卢斯的创意。他的日子办法、著作的爱欲主题以及惊世骇俗的诗风都与卡图卢斯有相似之处,卡图卢斯也确实是他早年仿照的诗人之一[29]。在《啊进》(o pr)一诗里,他以匪夷所思的办法引证了卡图卢斯的诗句,一起瓦解了美国梦的神话和关于前进的庞大叙事[30]。标题自身就充溢挖苦:闪耀着光芒的“前进”在卡明斯蜷缩成了两个不幸的小写字母;没有逗号离隔的o也显得分外含糊,究竟是赞赏的O,仍是悲叹的oh,仍是表明毫无价值的0?诗的第一节就有某种异常的感觉:“啊 进 / 步,你确实是重 / 要超级巨 / 大极度奇 /  妙诸如此类我知 / 道假如你”(o pr / gress verily thou art m / mentous superc / lossal hyperpr / digious etc i kn / w & if you d)[31]。仿古的词语、夸大的口气天然是为了反讽,但更令人惊奇的是,每一行都有一个o消失了,到了诗的最终,咱们才知道诗人在描绘一场棒球赛,消失的o便是在场内飞翔的棒球,而在第11行,两个消失的o分置eyes两头(wn eyes beh),代表了“亲眼看见”的一双眼睛。而在诗末的特写镜头中,一位“据信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人正在扔这个棒球。所谓前进,就像这一场不可思议、无关宏旨的棒球赛。但诗的真实机关在第19行,在重复了六遍“总统”和三遍“美利坚合众国”(似乎一位激动的说明员语无伦次的说明)之后,忽然呈现了四个拉丁语词unde negant redire quemquam(“他们说,没有人从那里回来”)。这行诗出自卡图卢斯《歌集》第3首,在那首诗里,诗人哀悼女友的宠物鸟,这行诗的上一行是“此时,他正去往幽冥的地点”,由于unde是拉丁语定语从句联结词,“美利坚合众国”天然也成了有去无回的鬼门关。卡明斯标题中的o也由于卡图卢斯的引进,而照应了拉丁语诗中的三个戏谑的o,强化了此诗的挖苦口气。直接引证拉丁语,既突出了实际与认识形态宣扬之间的抵触,也赋予了著作一个前史维度。从卡图卢斯的古罗马到今日的美国,人类真的前进了?这种线性的前史观莫非不是一种修辞的游戏?卡明斯信任,只要艺术的游戏能戳穿这种权利的游戏。正如当年卡图卢斯的两句诗让权倾朝野的恺撒苦笑不及:“我没太多爱好,恺撒,向你献媚,/ 也不想知道你肤色是白仍是黑。”[32]
 
在英美现代主义诸大师中,只要艾略特对卡图卢斯持否定情绪。这不是偶尔的,由于艾略特尽管在艺术上是改造派,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却是保守派。和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不同,他不是反体系者,而是体系的维护者。他降低卡图卢斯正是由于他认识到了后者著作的颠覆性。艾略特的古罗马偶像是维吉尔。在1945年的文章《什么是经典?》(“What Is a Classic?”)中,艾略特说,“咱们的经典,欧洲的经典,便是维吉尔……我以为,咱们都认识到了,在全部拉丁诗人中,只要维吉尔——比较之下,卡图卢斯和普洛佩提乌斯就像流氓,贺拉斯也有些布衣的贩子气——显示出源于细腻感受力的高雅教养,特别是在最能体现个人本质的方面——两性之间的私密和公共往来。”[33] 将卡图卢斯描述为“流氓”(ruffian)反映了艾略特的傲慢与偏见,但他推重维吉尔的要害原因是,长期以来他一向被视为具有基督教精力的异教诗人,而卡图卢斯却没有这样的用处。即便如此,艾略特也不得不供认,“在表达爱欲的热心时,维吉尔比其他拉丁诗人苍白,更远逊于卡图卢斯。”[34] 艾略特的文明精英姿势和非个性化诗学在二战后遭到了新一代美国诗人的激烈反抗。不难幻想,卡图卢斯又成了新诗学的兵器。垮掉派(the Beat poets)和自白派(the Confessional School)都把卡图卢斯视为自己人。他们以为,这位古罗马诗人把自己的日子赤裸地呈现在著作中,这种毫无粉饰的诚笃代表了艺术的真实道德。贝里曼(John Berryman)、洛威尔(Robert Lowell)、普拉斯(Sylvia Plath)、塞克斯顿(Anne Sexton)、金斯堡(Allen Ginsberg)、克鲁亚克(Jack Keouac)等人不是以一种先知的姿势审视蜕化的人类文明,而是更多地从个人的日子阅历和心里的悲喜爱欲去了解人道和国际,并把这种进程毫无保存地写入诗中。威廉逊把这种个人化诗篇的美学和道德准则归纳为“我便是我原本的姿态”(I am what I am)[35]。
 
在《歌集》第14b首的残篇中,卡图卢斯写道:“假如机缘巧合,你们读到我 / 这些低劣的著作,而且毫不 / 惊悚地把你们的手伸向我……”[36]每逢西方诗篇面对严重革新的时刻,总会有一些诗人毫不惊悚地把手伸向这位古罗马诗人的著作,并从中找出契合年代需求的元素。关于英美现代主义诗篇的兴起,两千年前的卡图卢斯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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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G. S. Fraser, The Modern Writer and His World (Baltimore: Penguin, 1964), p. 12.
[2] 参看Kenneth Quinn, The Catullan Revolution (Melbourne: Melbourne UP, 1959).
[3] William W. Batstone, “Dry Pumice and the Programmatic Language of Catullus 1”, Classical Philology, 93.2 (1998), pp. 125-135.
[4] John Banville, “Survivors of Joyce’’, in James Joyce: The Artist and the Labyrinth, ed. Augustine Martin (London: Ryan Publishing, 1990), p. 74.
[5] Louis MacNeice,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ouis MacNeice, ed. E. R Dodds (London: Faber, 1966), p. 210.
[6] [9] [10] Ezra Pound, The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ed. T. S. Eliot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0), p. 240, p. 3, p. 33.
[7] Ezra Pound, 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 ed. D. D. Paig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2), p. 87.
[8] Michael Alexander, The Poetic Achievement of Ezra Pound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98), pp. 63-65.
[11] Ezra Pound, Selected Prose of Ezra Pound 1909-1965, ed. William Cooks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3), p. 28.
[12] Elmer Truesdell Merrill (ed.) , Catullus (Cambridge: Harvard UP, 1893), p. 120.
[13] Noel Stock, The Life of Ezra Pou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5), p. 245.
[14] Ezra Pound,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7), p. 15.
[15] Arthur Symon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rthur Symons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16] W. B. Yeats, The Autobiography of W. B. Yeats (New York: Macmillan, 1953), p. 192.
[17] [20] W. B. Yeats, The Poems: Second Edition, ed. Richard J. Finneran (New York: Scribner, 1997) , p. 127, p. 141.
[18] Nadezhda Mandelstam, Hope Against Hope: A Memoir, trans. M. Hayward (London: Atheneum, 1971) , p. 246.
[19] Osip Mandelstam, “The Word & Culture”, The Poet’s Work: 29 Poets on the Origins and Practice of Their Art, ed. Reginald Gibbon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9), p. 18.
[21] M. C. J. Putnam, “The Future of Catullu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3(1983), pp. 243–262.
[22] Robert Frost, “Poetry and School”, The Atlantic Monthly, 187 (1951) , pp. 30-33.
[23] L. Thompson and R. H. Winnick (eds.), Robert Frost: The Later Years, 1938-1963 (New York: Holt, 1976), p. 238.
[24] Robert Frost, Selected Letters, ed. Lawrance Thompson (New York: Holt, 1964), p. 80.
[25] [26] [28] Wallace Stevens, The Palm at the End of the Mind, ed. Holly Steve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 163, p. 163, p. 207.
[27] Wallace Stevens, The Necessarl Ange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p. 36.
[29] John Arthos, “The Poetry of E. E. Cummings”, American Literature, 14. 4 (1943), p. 377.
[30] Sheridan Baker, “Cummings and Catullus”, Modern Language Notes, 74. 3 (1959), pp. 231-234.
[31] e. e. cummings, Complete Poems, 1904-1962 (New York: Liveright, 1994), p. 392.
[32] [36] 李永毅:《卡图卢斯〈歌集〉拉中对照译注本》,中国青年出书社2008年版,349页,47页。
[33] [34] 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London: Faber, 1969), p. 62, p. 131.
[35] Alan Williamson, Introspection and Contemporary Poetr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4). p.7. 卡图卢斯与欧洲爱情诗传统确实立
卡图卢斯〈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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